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吧

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吧

  ◎李福中

  一次开会,一位教育界的老领导说了段很实在的话:“老师对学生要一视同仁,不能用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尺子,进而瞧不起学习差的学生,宠着学习好的学生。很多学习不好的学生,长大了大都生活在你身边,说得世俗点,你以后遇到什么事还会去找他们办呢。学习好的学生,长大了可能就远走高飞了,很多从此杳无音信,一辈子你们也不会再见到一面。”听完了这段话,与会的老师有很深的感触。
    其实,在家庭中也是如此。父母含辛茹苦地供孩子读书,希望每个孩子长大都出人头地,然而偏偏有的孩子“不争气”。于是长大了,有的孩子飞到了他向往的地方;有的则原地不动,一辈子在父母身边。
    如果父母尚年轻,“不争气”的孩子在不在身边无所谓;如果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,便会觉得离不开他们了。
    “不争气”的,在父母最需要的时候,会悉心照顾着他们。父母想吃什么可口的饭菜了,他们会第一时间端来;父母病了,他们会第一个把药递到手里;父母需要扶持了,他们随时都是一根结实的拐杖;父母腰腿不舒服了,他们会经常伸出温热的手给按摩筋骨……
    远走高飞的,可能随时给父母寄回不菲的钱,但钱能给父母做一顿饭吗?远走高飞的,每年或许能回来跟父母团圆几日,然而那快乐的时光像过节似的,转瞬而逝。远走高飞的,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会把父母接去住一段时间,但父母也许住不习惯,往往“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”。远走高飞的,为了照顾父母,多想在城里给父母买一套房子,但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实力?
     这是我自己的真切体会。
     我的爸爸妈妈在老家成了“空巢”老人。我们哥仨都在外面打拼,80高龄的爸爸妈妈在老家相依为命。爸爸没什么老病,身体很硬朗,能做一些零碎的活计。妈妈的脑血栓后遗症不太严重,虽然腿脚不算灵便,但还能坚持着做点儿饭。谁料到,去年春天妈妈突然咳嗽不止,到医院一查已到了肺癌晚期。妈妈离去前的几个月,我们哥仨工作上都有一摊子事,不能长期陪伴在妈妈身边。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,二姐毅然站出来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——她搬回来住。那一阵子,二姐为妈妈做饭、喂饭、端屎、端尿、洗衣服、换尿布、梳头、洗脸……其实,妈妈没得重病时,二姐也隔三岔五往家跑,今天送回点儿好吃的,明天带回几瓶药,后天回来给拆洗被褥……邻居们都说,妈妈这闺女可没白养。
    我们哥仨在当时的农村来说都没少读书,哥哥和弟弟读到了高中,我读到了师范;二姐对读书没兴趣,只读到小学毕业。我们哥仨在外面都有了一份工作;二姐在家务农,二十几岁嫁到了离我们老家不远的一个山沟儿里。
    写到这里,我想到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:英国首相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之一。一次,有人问丘吉尔的母亲,是否为自己有一个当首相的儿子感到骄傲?这位母亲回答说:“是的。但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,我也为他感到骄傲!”
    试问,我们能否像丘吉尔的母亲那样,为“挖土豆的儿子”骄傲?

    (这篇小文于2011年2月24日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发表后,《襄樊晚报》《茂名晚报》《桂林日报》《中国剪报》《教育导报》《宿迁晚报》等报刊相继转载)

 

在百度一搜,发现杂文家《秦海》也写过一篇如此题目的文章,但两文比较角度不同,立意各异。现转载过来学习。

 

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

 

秦 海

 

   英国的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之一。一次,有人问丘吉尔的母亲,是否为自己有一个当首相的儿子感到骄傲。这位母亲回答说:“是的。但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,我也为他感到骄傲!”

我不知道这位母亲是不是在“作秀”,故意说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;或者是为了在两个儿子之间“一碗水端平”,才表示了为当首相的儿子骄傲以后说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。不过,对这位母亲的回答我仍然大感意外,因为按咱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价值观,一个母亲,通常是不会为自己干着极为普通的事情的子女、是不会为自己当着普通工人、农民的子女骄傲的;如果不为之感到惭愧、感到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在生活中,我听到见到一些为人父母者,无论如何也要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。这本来是一件于国家、于社会、于自己都很好的事情。可是在他们的动机里,却有着强烈的要子女逃脱当普通工人、当普通农民的打算。这在那些自己是普通的工人、农民身上,好像表现得更强烈。他们一心一意、竭尽全力、砸锅卖铁也要把子女供得大学毕业,就是为了子女不再像他们一样当普通的工人和农民。所以当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,他们都感到扬眉吐气,既为子女有一个不再像自己那样当工人、当农民的好前途,又为自己脸上生辉。

这种惭愧、骄傲观(实际也是一种“荣辱观”)差不多已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共识。这些年,救助贫困生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。这当然是好事。一些大山深处的孩子,其热烈渴望上大学的动力就是为了走出大山,他们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能走出大山,我们整个社会、包括那些捐助者也盼望他们走出大山。走出大山就是光明的前途,就是辉煌的人生;不走出或走不出大山这一生就黯然无光。而走出大山,并不是到山外当普通的工人、农民,才不是;这里的走出大山实际就是告别普通的工人、农民的身份和生涯。所以,一些贫困的山区,由于那里的孩子们自身的努力,由于他们父母对他们的奉献,由于国家的资助,由于社会的援手,上了大学的孩子一批又一批,他们也因而走出了大山,可大山里面的贫困却没有多少改变,没有因为他们获得了知识而改变。甘肃的会宁县,是个贫困县,却是一个高考“状元县”。这个县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比一些富裕县还多,而得到资助的孩子也不少。按说,这个多年的高考“状元县”也应该是经济的“状元县”了,至少不能是经济上“名落孙山”的县——有道是文化促进经济发展。可是,这个县的贫困却并没有因为高考“状元县”而改变,仍然贫困如故,许多渴望上大学的孩子仍然嗷嗷待哺地需要和等待着资助。为什么?就因为考上大学的孩子们都走出大山了,他们学到的知识并没有用于改变大山里面的贫困。

谁也不能指责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选择,谁也不能鄙夷这种“荣辱观”。当然更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希望和支持子女上大学的父母,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渴望和坚定上大学的青年,不能菲薄和否定我们国家、社会和个人对贫困生的资助。恰恰相反,还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。笔者这里要说的是,存在决定意识,这种选择和这种“荣辱观”正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。然而却不能因为是客观存在、是众人的共识便天然地正确。至少,我们应逐渐改变这种存在,同时应逐渐改变这种共识,使我们像丘吉尔的母亲那样,既为自己当首相的儿子骄傲,也为自己挖土豆的儿子骄傲。

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在做客中央电视台“实话实说”栏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:做农民是很光荣的。确实地,没有农民给我们种粮食,我们吃什么?但只从这个层面说当农民光荣,恐怕在许多人心目中还光荣不起来。要使农民(当然还有工人)在全社会光荣起来,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光荣起来,就应使当农民、当工人者在收益上、在生活上、在身份上、在地位上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差。这是根本。  (原载《今晚报》)